中国钢企如何应对低碳竞争？

2022年5月19日，中国首个工业品EPD平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行业环境产品声明（EPD）平台正式上线首发。上线一周年，钢铁行业EPD平台发展情况如何？2023年5月11日，钢铁行业EPD平台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宝武低碳冶金创新中心技术总监刘颖昊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专访时，介绍了平台发展情况，并就企业如何做好EPD工作、我国低碳钢标准模型构建、欧盟“碳关税”和清洁能源部长级工业深度脱碳倡议（IDDI）等低碳领域热点话题做了分析解读，并谈了她的看法。

EPD就是给企业做CT、摸家底

一年35份报告展现行业实力

2022年5月19日，中国钢铁行业EPD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一年来，平台发展成效显著，无论是平台用户注册量还是报告发布量和种类的进展都很快。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数量已经达到1900余家，包括沃尔沃、舍弗勒等下游用户，占注册用户的57%；单月最高注册量超过200个，发布报告35份，其中钢铁产品29份、铁矿石6份；发布单位除了宝武系企业外，还包括鞍钢、首钢、沙钢、包钢、酒钢等多家钢企，报告累计下载量超过4000次。可喜的是，PCR（产品种类规则）种类也在不断增加，目前除了钢铁产品之外，增加了铁矿石产品、球团产品等，未来还会看到镁、铝以及建筑用钢、特殊钢。

此外，在接受度方面，平台发布的报告受到了上下游广泛关注，在国内已具备一定影响力。据介绍，例如汽车行业中汽中心，其有自己的数据收集系统，如CICES（中国工业碳排放信息系统）。EPD平台作为一个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数据被该中心认定为权威数据，可以直接帮助钢铁企业满足下游用户的相关数据信息需求，为钢铁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在国际上，平台间的互认也在加紧推进中。

一年发布30余份报告，这个量级在常人眼中似乎并不多，却让刘颖昊喜出望外。她解释道，这是因为EPD报告发布的难度极大，一是它对企业的数据统计基础要求非常高，二是企业要有勇气去披露它的数据。因为没有政策的驱动，企业自愿发布报告往往是对自身发展有更高的要求，抑或来自于用户明确或潜在的需求等。在谈到具体难点时，刘颖昊将其比喻为给企业做CT检查。只有具备精准掌握产品生产每一个环节数据的能力，才能发布高质量的EPD报告。这是因为EPD报告的数据统计方式不一般。刘颖昊进一步解释道，与大家常见的统计组织碳排放方式不同，EPD报告追踪的是产品碳足迹，这是全生命周期（LCA）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环境绩效量化工具。组织碳排放的统计方式是以碳的总进总出量除以产量。这种统计方式，企业内部众多的生产环节就像一个大的“黑箱”，并不需要一个个单独计算。比如大家熟悉的碳交易就是基于组织碳排放的统计方式，而产品碳足迹的统计是要跟随产品具体的生产过程。一些企业的数据统计不完全是按照产品生命周期边界和口径来的，所以EPD数据的获取有较大难度。另外，EPD报告还设计有很多的环境指标，并非法律法规强制监测项目，如果不是编制EPD报告，很可能就没有相应的数据。

刘颖昊说，这项工作就是在摸家底。它要求企业本身对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投入产出要有清晰的认识，包括原材料消耗、辅助材料消耗、能源消耗、产品副产品产出、大气排放、水体排放、固废排放等，都要有全面认识才有可能去做。还有数据基础的问题，比如是否具备对各个环节数据的收集能力，以及是否会做的问题。对于后者，目前平台推出了低门槛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钢铁产品LCA评估。而对于前者，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这些年宝钢通过建设智慧制造系统，将以前区分不开的数据，现在有些能通过算法进行区分，有些能在技术仪表上区分开。正是做了这样扎实的基础工作，目前宝钢的iCD系统已经具备了统计卷级碳足迹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高端下游用户已经将提供碳足迹数据及减碳措施纳入了采购硬性指标。对此，刘颖昊提醒广大钢企，EPD报告数据的发布应该秉承精品原则，不要操之过急。要发布高质量的数据，首先必须扎实做好数据挖掘工作，其次应注重发布产品的筛选。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内部产品碳足迹管理系统，发布EPD报告之前先要有内部的预评估，否则有可能发布的结果在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刘颖昊表示，一个产品是否绿色低碳，从设计阶段就应该有所考量，特别要关注生态设计。生态设计一方面是面向制造过程，比如流程优化、工艺改进等；另一方面是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比如通过先期介入，与用户一起打造成本更优、更低碳的产品。“当制造环节各个工序的节能减碳都降到最低、无法再减的时候，你一定会从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去考量。”刘颖昊解释道。同时，为了尽可能前瞻性布局应对未来针对其他指标可能做出要求的不确定性，刘颖昊建议关注除碳以外的其他环境指标：“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碳，往往把这个指标单独拉出来看，但其实对有些产品而言只看碳指标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环境足迹会转移，有可能低碳了，却增加了其他的环境影响，建议企业综合地看一些指标。”

温升问题背后是发展问题

低碳钢标准制定关键要全球互认

摸清家底之后，钢企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作为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碳排放的高低并不影响钢的性能，只是钢的碳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这种碳属性一定是分级的。

她解释说，从目前来看，在碳属性方面，一些高端用户为了实现自身的减排目标提出比较高的要求，钢企在排产时，就会按照用户要求考虑材料的碳属性。在低碳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碳属性提出要求，但不同的用户对碳属性的要求也不同，因此未来这种属性一定是分级的。

关于碳属性分级，从技术角度看，企业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碳属性的解决方案；但从发展角度看，这种分级趋势的深化，特别是这种分级的逻辑，带来的如低碳低到多少合适、碳配额如何分配等问题，必然会带来一场关于低碳钢标准界定的全球讨论。实际上，当下，如何定义低碳钢已经成为全球钢铁业关注的焦点。不少国际领先的企业都在构建低碳钢标准模型。在这方面，中国宝武同样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在谈到低碳钢标准模型构建时，刘颖昊先给《中国冶金报》记者科普了一个数字概念。这些年，我们常听到全球温升不能超过2摄氏度。而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今年3月20日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指出，在纳入考虑的情景和模拟路径中，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佳估计值在近期（2021年—2040年）将达到1.5摄氏度。温升2摄氏度是什么概念？刘颖昊介绍，按照不同机构的分析测算，折算成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估计是8000亿吨至1万亿吨。而限制温升1.5摄氏度，目前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为3000亿吨至4000亿吨。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按照1.5摄氏度的温升控制标准，以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基本上7年排放空间就没有了。在刘颖昊眼里，这组数据绝不仅仅反映了减碳的急迫性，职业的敏锐性让她清楚地看到，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意义——资源和发展空间。

“我们必须认识到，3000亿吨到4000亿吨，这是一个总量、是资源，因为它限制了你的发展。3000亿吨到4000亿吨，这是大家要去分的。能分到多少就决定了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还能走多远。为什么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低碳钢标准做到全球最厉害？因为一旦被同意或者被承认，其他人就得按照这个方式、这个标准来。”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这种模型的一个大背景或者说约束条件，就是排多少亿吨的二氧化碳。可能每个模型都不一样，但是它都有约束条件。你凭什么说我必须在这里面减掉多少？我用什么条件来约束你？它有一个碳总额作为约束，所以换过来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将来一定是一个资源问题。”

刘颖昊同时认为，关于低碳钢模型的构建，需要全产业链的协同。这一点跟实现碳中和的道理是一样的，钢铁行业无法仅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碳中和，比如我们还依赖于绿电、氢能、天然气、生物质能、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所以这个模型不仅是钢铁模型，而且是一个包含资源等在内的综合模型。

另外，目前全球领先的钢企都在构建发展自己的低碳钢模型。刘颖昊认为，在这方面，中国钢企与国际其他钢企之间不是一个“PK”问题，而是要去争取我们的利益问题。“这个模型一定要反映中国未来的资源和能源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我们要建自己的模型，而不是跟随别人的？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早就碳达峰了，它的废钢量也比我们丰富得多。另外像北欧都是用绿电，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目前来看没有一家能达得到。”

今年3月9日至10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于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钢铁脱碳标准贸易论坛上，应邀参加的刘颖昊谈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不同国家、区域资源能源禀赋存在差异性、技术发展水平参差，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区域实际情况，标准间的差异是必然的，这需要寻求不同评估方法的互认，构建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终跟欧洲、美国等发达地区和国家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也会实现碳中和，但是我们的下降斜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前两年是一个平缓过程，接下来可能是个陡降过程。所以其他国家的那条斜率是不适合我们的，我们是一定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这条线，这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相互之间的互认，你们要尊重我们，我们应该是承担‘共同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跟其他的国际机构互认，大家尽量在方法论上达成一致，同时要让他们能真正了解、理解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

那么，这种互认的最终影响点在哪里？刘颖昊提到了国际高端用户的认证要求。比如，一些用户看到中国钢企提供的碳报告没有按照自己要求的标准来，可能会拒绝接受。刘颖昊说，面对这种情况，宝钢会向用户说明自己的标准，现在很多高端用户纷纷接受了宝钢标准，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加快制定我们自己的标准。

但同时，刘颖昊表示，中国产钢量全球第一，低碳钢领域，中国钢铁必须有自己的模型。这个模型是整个行业的，表达的是中国钢铁的权利，反映的样本量要足够大，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参与、努力。她进一步解释道：“低碳钢标准一旦定下来，全球有共识，我们的排放如果比这个标准线低还好，但如果我们比它高，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作为一家企业，连自己的产品到底排了多少碳都不清楚，用户在跟你提要求的时候，你如何判断合理不合理？你怎么保障自己的权利？只有做好这项工作，企业才有可能去博弈。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碳关税”、IDDI长期影响不容小觑

开展国际贸易要重视相关政策、机制背后逻辑

今年4月25日，欧盟理事会投票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这标志着欧盟CBAM走完了整个立法程序，获得正式通过。

据悉，CBAM税费的计算方式为：CBAM税费=CBAM税率滋寂欧帕?(EUETS碳价-出口国碳价)?产品碳排放量-欧盟同类产品企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其中，EUETS碳价为上一周现货拍卖平均结算价，碳排放量包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全氟化物3种排放。

刘颖昊介绍，从这一计算公式里面的4个参数就可以看到，欧盟给钢铁企业的免费碳配额在里面占了很大的一块，此前欧盟确定了削减欧盟企业免费配额的时间表，从2026年开始削减，其中2026年取消免费碳配额百分比为2.5%、2027年为5%、2028年为10%、2029年为22.5%、2030年为48.5%，直至2034年实现全部取消。刘颖昊表示，按照这个免费配额削减原则，我国钢企与欧盟企业付出同样的碳成本。刚开始的几年，免费配额取消比例相对较小，中国钢铁产品基本能满足对应的低碳要求，短期内中国钢企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从2030年开始，免费部分一下子就要减掉很多，如果到时候我们出口到欧盟的产品碳排放量比欧盟企业高的话，那么会受到哪些影响还得看今后出台的具体细则。但是从大逻辑上来看，我们开始受到影响会在2030年左右。尽管如此，刘颖昊依然充满信心——“我相信到那时我们的企业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不过，她也表示，值得警惕的是，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于未来其他国家或地区及其他行业纷纷效仿欧盟“碳关税”的做法。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钢铁产品直接出口量不大，但未来如果通过其他政策，比如通过终端产品向供应链驱动传导的时候，会对我们的间接出口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刘颖昊特别强调，欧盟“Fitfor55”计划里面“碳关税”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它还有循环经济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强调的不仅仅是碳足迹的问题，在欧盟销售的产品，要在全生命周期贯彻“可持续性”。具体看，产品必须提供充分的“可持续”信息，使消费者可据此选择，包括化学成分、材料、环境足迹（不限于碳排放）、预计使用寿命、可修复性等，推行“附条件的市场准入”2个条件即绿色 劳工标准，以境内规则约束境外行为。它扩大了产品范围——从能源相关产品扩展到“几乎所有产品”，增加了要求——从能源效率扩展到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提出了产品数字护照——环境可持续性信息，提出了绿色政府采购——针对重点行业/产品的规则，如纺织品、电子产品、电池、光伏、建筑产品……那么，终端产品的多项指标一旦被规定之后，测算这些指标，就需要沿着供应链一项项往前推，每一家企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刘颖昊也提醒广大企业，关注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提前布局做好准备。

与此类似的挑战还有清洁能源部长级工业深度脱碳倡议（IDDI）。据悉，IDDI是一个致力于刺激低碳工业材料（钢铁和水泥）需求的公共和私营组织的全球联盟。它由联合国工发组织协调，英国和印度共同领导，还包括德国、加拿大，以及知名倡议组织、机构。IDDI与各国组织合作，致力于碳评估标准化与数据共享，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采购绿色产品，引导低碳发展。

刘颖昊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IDDI提出要做绿色政府、绿色采购，在材料的选择上，不仅对产品EPD报告提出了要求，比如按照统一的格式编制，设置相应的数值标准；而且还会对产品进行分档，比如对低碳钢进行分档，具体分档方式参照EPD报告和LCA报告等。从本质上看，他们在做的事情是统一方法论、统一背景数据库、统一发布格式、统一划线，进而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一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无论是“碳关税”还是IDDI，尽管影响的层面不同，但路数基本一致，就是把产品的碳属性与贸易相关联，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约束方式。所以，不管是倡议、政策、机制，对中国钢企而言，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新的赛道，也就是低碳竞争。

对此，刘颖昊建议，一是要把自己的“本钱”算清楚，二是要赶紧发展低碳技术，三是必须对低碳排放产品分级。考虑到成本问题，可以结合用户需求，对于愿意溢价的高端用户，可以提供高等级的低碳产品。同时，她也特别指出，企业在推进“双碳”工作时，要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有这样，低碳才能是一件可持续的事情。